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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龙桥火车站日军(rìjūn)营房旧址

京张铁路八达岭(bādálǐng)隧道地堡

北京现存已知唯一的侵华日军摩崖刻石获得法定文物身份；被发现的日军兵营和(hé)碉堡让京张铁路的历史留存(liúcún)更加多元；新近被发现的一处“地道战”遗迹原址(yuánzhǐ)建馆保护……近十年来，在文物部门与文保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，北京地区新增多处抗战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，让这些(zhèxiē)鲜为人知的历史遗存逐渐进入(jìnrù)公众视野。

在历次文物(wénwù)普查的基础之上，北京的抗战时期(kàngzhànshíqī)“文物拼图”逐渐变得更加清晰与完整。

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实地走访，探寻这些新增文物背后的(de)故事。抚今追昔，让(ràng)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抗战历史变得触手可及。

三处日军建筑被认定(rèndìng)为文物

在(zài)丰台区(fēngtáiqū)程庄路(zhuānglù)东侧，由于行道树和地锦草的遮蔽，很少有人注意到程庄路16号院的外墙间，矗立着一座圆柱形碉堡。这座建筑由砖块垒砌，上下二层分布有射击(shèjī)孔，但随着时代变迁，碉堡第一层的射击孔已被封堵，但还能看到(kàndào)往昔的结构。钉挂在外墙的文保牌显示(xiǎnshì)，丰台区文委在2016年将这座建筑认定为普查登记文物，定名为“程庄路碉堡”，但文保牌上并无更多的介绍，为这处抗战遗存增添了一丝神秘感(shénmìgǎn)。

程庄路碉堡是何人所(suǒ)建？据《北京抗战遗存》一书记载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侵华日军在丰台镇(zhèn)铁路北侧至大井村修建仓库，系军用物资储备及调运场所，被当地(dāngdì)民众(mínzhòng)称之为“西仓库”，而程庄路碉堡正是西仓库遗迹的一部分。经文物部门调查，程庄路碉堡下层为日军修造，上层为中国军队后期(hòuqī)添建。

“文物部门将程庄路碉堡(diāobǎo)认定为文物，明确了西仓库的历史地标。”据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陈新辉介绍，程庄路碉堡并非孤本，在河北省邢台市、河南省(hénánshěng)焦作市、内蒙古包头市都保留有相同形制的砖碉，均为侵华日军修造，可见系日军标准化施工(shīgōng)建造(jiànzào)的军事设施。

相比程庄路碉堡，位于延庆区(qū)的“京张铁路八达岭隧道地堡(dìpù)”的文物介绍更加详实可考。这处地堡位于八达岭隧道北洞口外山坡上、詹天佑纪念馆院内，由毛石垒砌，俯视呈八边形，高出地面约(yuē)1.5米，内部净空高度(gāodù)约1.9米，7个射击孔高低错落分布，与附近(fùjìn)的主堡形成交叉火力配置。

詹天佑纪念馆设置的说明牌显示，1939年至1945年间，日军为控制宣化、大同等地的矿产资源，在京张(jīngzhāng)铁路沿线修筑了兵营、炮楼、碉堡等军事设施，其中包括詹天佑纪念馆院内的地堡。抗战胜利后(hòu)，这座地堡荒废多年。随着(suízhe)国家文博事业(shìyè)发展，詹天佑纪念馆工作人员于2023年向延庆区文(qūwén)旅局递交了《不可移动文物认定(rèndìng)申请表》，经延庆区文旅局实地走访、组织专家论证、公示(gōngshì)无异议后，2024年4月1日该地堡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。

八达岭隧道地堡获得法定文物身份，不仅充实了抗战文物的(de)家谱(jiāpǔ)，还让京张铁路的遗产类型更加多元。相同情况还出现(chūxiàn)在青龙桥车站，作为京张铁路的“咽喉”，青龙桥车站系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，站内还遗存有日军修筑的营房(yíngfáng)。

2019年，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对青龙桥(qīnglóngqiáo)车站(chēzhàn)的日军营房进行了文物认定(rèndìng)，并实施修缮加固。“此次文物认定，充实了青龙桥车站的历史构成，也为这一遗产点日后(rìhòu)开放、利用奠定了基础。”延庆区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说。

幸存地道战遗址升级为(wèi)博物馆

说起地道战，大多数人会想到焦庄户。鲜为人知(xiǎnwéirénzhī)的是，抗战时期，在(zài)大兴区庞各庄镇也有(yǒu)约上百公里的地道网，其中一处至今还保留着。2023年5月4日，大兴区人民政府认定“王场村抗战地道及(jí)建筑遗存”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这处文物反映了抗战时期，大兴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采用地道斗争的方式，反抗日本法西斯(fǎxīsī)侵略的史实(shǐshí)。

近日，北青报记者来到大兴区(dàxīngqū)庞各庄镇王场(wángchǎng)村看到，在一片麦田中(zhōng)，坐落着“北京王场村地道遗址博物馆”，馆内真实(zhēnshí)的地道遗迹，已由棚屋保护，可(kě)供游人参观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大兴位于平、津、保三角地带的北部，因地处平原无险可守，常遇(chángyù)敌人“清剿”。1943年至1944年，当地村民将白薯窖改造成能容纳一两个人的地洞(dìdòng)。后来，各家各户将地洞连接起来，平南地区的地道由被动防御状态转变为能藏、能走、能打的地道网络。如今，遗址所在的院内还复原(fùyuán)了一段20多米长的地道，观众可亲身体验地道结构。

据大兴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杨景波介绍(jièshào)，王场村通过宣传(xuānchuán)红色文化和抗战历史助力乡村振兴，王场村地道遗址博物馆自去年建成后，平均(píngjūn)每日参观人数100人左右，已经成为一处独特的红色地标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经过(jīngguò)近一年的闭馆整备，位于(yú)顺义区龙湾屯镇的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，于今年5月重新开放，展览面积达1500平方米，展品数量增至187件，均较以往翻倍(fānbèi)。除了传统图文展示，馆内还增设(zēngshè)多个互动装置，观众只需(xū)点击名为“游击战术(yóujīzhànshù)制胜法宝”的触摸展示屏，麻雀战、地雷战、地道战等敌后游击战术便会逐一呈现。

群众(qúnzhòng)为抗战文物拾遗补阙

文物普查并非政府部门的“专利”。文化部于2009年颁布施行的《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》，为民众参与文物普查开辟了路径。《办法》规定(guīdìng)：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完善制度，鼓励(gǔlì)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在(zài)文物普查工作中发挥作用(fāhuīzuòyòng)。在这一制度设计下，一批文保志愿者积极参与文物保护事业，并为官方的文物普查工作“拾遗补阙(shíyíbǔquē)”。

在房山区凤凰山上有一(yī)处刻石(kèshí)，上刻“七八一佐藤山昭和一二八二九占领”，其中(qízhōng)“七八一佐藤山”疑为(yíwéi)部队番号和军队首领姓氏(xìngshì)，“昭和”即日本裕仁天皇的年号，“昭和一二八二九占领”即为1937年8月29日占领。今年3月，房山区河北镇人民政府(rénmínzhèngfǔ)在刻石旁设置游览提示牌，明确这处“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”为房山区普查登记文物，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铁证。

位置偏僻隐蔽的“侵华日军记功(jìgōng)摩崖刻石(kèshí)(kèshí)”，是如何获得(huòdé)法定文物身份的？这与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密不可分。2017年11月20日，文史(wénshǐ)学者马志璞就“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”向房山区文委递交《不可移动(yídòng)文物认定申请表》；2018年10月24日，房山区文物保护所组织专家实地调查；2020年1月13日，房山区集中公布了14项普查登记文物，其中包括“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”，这是北京地区现存已知唯一(wéiyī)的日军记功摩崖刻石。

群众参与文物普查，还出现在京张铁路(tiělù)康庄(kāngzhuāng)车站(chēzhàn)。时间回到2018年，铁路文化学者王嵬就康庄车站建筑群的(de)历史价值、艺术价值、科学(kēxué)价值整理成《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表》递交至延庆区文物部门(wénwùbùmén)。随后，延庆区文物部门组织专家对康庄车站建筑群进行调研；2019年，康庄火车站建筑群（康庄铁路党支部旧址）被公布为(wèi)普查登记文物。2023年，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完成了“康庄车站建筑群修缮及周边环境整治工程”第一期，更好地(dì)呈现出建筑文物的特色(tèsè)与价值，为今后的文物展示、利用奠定了基础。而康庄车站，还见证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

南口(nánkǒu)战役研究者杨国庆(yángguóqìng)告诉北青报记者，1937年日军侵占平津后调兵攻打(gōngdǎ)南口，欲入侵山西、绥远(suíyuǎn)等地(dì)。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三军等抢防南口，在上百华里(huálǐ)的地域布防6万多官兵(guānbīng)。“1937年8月8日南口战役打响后，部分中国军队在康庄车站下火车，再急行军奔赴陈家堡、石峡、黄楼院等地阻击日军，康庄车站成为运兵、运物的枢纽。”杨国庆认为，作为京张铁路的重要车站、南口战役的历史(lìshǐ)地标之一——康庄车站获得文物身份，会为抗战遗存赋予更多的历史内涵。

抗战文物认定可随时(suíshí)开展动态增补

对话人(rén)：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

北青报：您如何(rúhé)评价北京抗战时期文物的保护现状？

刘卫东：1949年(nián)以后，我国已开展(kāizhǎn)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，现正在进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。

通过历次文物普查，北京市域内(nèi)绝大多数抗战遗迹已被官方认定为(wèi)不可移动文物，受到文物保护法保护。2024年7月18日，北京市文物局还发布了“关于开展不可移动抗战文物专项调查(diàochá)工作的通知(tōngzhī)”，历次文物普查认定的抗战时期文物也(yě)为去年开展的专项调查奠定了基础。接下来如有新发现，可随时开展文物认定、动态增补。

北青报：您参与(cānyù)的抗战时期文物的认定有哪些？

刘卫东(liúwèidōng)：文物认定是指文物行政部门将具有历史(lìshǐ)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文化(wénhuà)资源确认为(wèi)文物的行政行为。2018年，我以专家身份参与房山区“侵华日军记功(jìgōng)摩崖刻石”的文物认定工作。这原本是日军炫耀(xuànyào)武力征服的产物，随着日军战败、时代变迁，它逐渐演变(yǎnbiàn)为我们研究日本侵华历史的实物资料(zīliào)。这件刻石能够成为法定意义上的文物，要感谢民间学者马志璞，他不辞辛苦调查这处山野刻石后，向官方递交了《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表》，之后在房山区文物部门的组织下，我们一起上山踏勘，最终将此刻石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。

北青报：对于抗战时期的罪证(zuìzhèng)类遗迹，您如何看待？

刘卫东：“侵华日军(qīnhuárìjūn)记功摩崖刻石”被认定为文物之前，在北京地区的(de)历次文物普查中，已有侵华日军修筑的碉堡、飞机堡、兵营等建筑遗存陆续被认定为文物。从我们的视角出发，这类文物建筑也(yě)被称为罪证类遗迹。作为文物工作者，保护日军遗迹绝非颂扬侵略，而是因为这段历史(lìshǐ)不容忽视。这些遗迹既是日军的遗存，也是真实的历史地标，为我们研究抗战历史、社会变迁等提供了参考依据。2024年，延庆区文物普查队在京张(jīngzhāng)铁路三堡车站周边，还发现长约(zhǎngyuē)300米的紧急避险(bìxiǎn)钢轨(gāngguǐ)，系1939年侵华日军修建(xiūjiàn)，媒体对此新发现还进行了报道，这类文物不仅与抗战相关(xiāngguān)，而且让京张铁路的遗存更加丰富。

北青报：您如何看待公众对于发现抗战文物的贡献(gòngxiàn)？

刘卫东：文物(wénwù)(wénwù)普查由政府主导，但离不开群众的参与。我们常见的文保志愿者，主要在博物馆中提供讲解服务，但还有些人默默(mòmò)奔走于山野之中，探寻鲜为人知的历史(lìshǐ)遗迹。近十年来，在政府部门积极引导下，全社会的文保意识(yìshí)普遍增强，很多文保志愿者经过不懈地发掘，让更多与抗战相关的文物浮出水面。他们凭借善于发现的眼睛和持之以恒的探寻精神，成为文物普查中一股(yīgǔ)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。